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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央企公司治理 构筑内生竞争优势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总资产接近90万亿元的中央企业,是国计民生和战略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柱,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进而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力的关键依靠。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革长期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资与国企体系,还由于国企改革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高难度命题。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均没有忽视国企价值。倘若中国对此获得重大突破,则不但具有国家经济治理和发展逻辑上的重大意义,还具有很强的经济学意义。最近20年来,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中外经济学家,不断加大对中国国企改革理论研究,并尝试提出具有范式价值的解释。

  众所周知,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管理可能性边界受约束的产物。在真实世界里,一位创始企业家往往会发现,自己管理5亿元的资产时还比较轻松,但等到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之后,要管理50亿元就有点吃力了,而要管理500亿乃至千亿元级别的资产,就得求助于更现代的制度设计了。现代公司治理的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于1975年提出,在此之前,伯利、米恩斯,詹森、梅克林以及科斯等都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创立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此后,随着企业理论、产权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金融经济学的发展,公司治理不仅取得了理论上的不断突破,而且成为现代企业存续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对现代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并启动国有企业改革而逐步展开的。在此过程中,一代代经济学人和改革实践者结合中国国情,通过对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与模式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公司治理领域不断提出新思路、新路径和新模式,也由此推动了全球关于公司治理改革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发展。

  人类数千年来的生产、生活与交易活动已经证明:人是有限理性的,是极为复杂的行为个体,由于个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特征,因此契约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全的,更多时候是以关系契约的形式出现的。尽管所有理性的市场主体都明白:这是一个无契约不可想象的时代,但即便是再理性的市场主体也有违反契约精神,以及隐瞒核心信息的冲动。因此,最优契约设计在真实世界里往往是假命题,人们之所以期待这种最优契约设计,是希望在信息尽可能对称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节约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委托-代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由谁代表股东最优化管理企业,防止“内部人控制”与“败德行为”,以及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等,就得建立一套完整且不断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外企业,概莫能外。

  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增长、企业发展与国际化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经济学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将丰富现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视角,更有可能改变既有主流经济学与现代管理学的一般结论。而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将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内生性机理的宏观经济学,必将随着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对现代公司治理实践的探索而诞生具有前瞻性与适配性的公司治理理论与现实框架,进而成为全球公司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伟大的时代必将催生伟大的企业。1995年,《财富》杂志第一次发布世界500强排行榜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当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地位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但得益于持续扩大的对外开放以及不断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国在26年后的今天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产业与供应链枢纽之一。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外部变量冲击的背景下,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数以百万计中国企业正承担着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脱节的重任,发挥着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责任。

  就中央企业的改革以及公司治理发展而言,在经过“放权让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阶段的改革之后,进入新阶段的中央企业改革,其目标指向应当是:在清晰的政府规制框架下,培育和发展具备合理股权结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且真正适应市场化与全球资源配置竞争生态的企业集群。在此过程中,既需要艰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更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运营意识与创新意识、熟练驾驭全球性管理工具的战略型企业家来引领。因此,必须在加大监督与约束的同时,赋予央企负责人应有的行为空间和分配原则;明确央企作为市场主体的真实身份,厘清央企在市场与社会中的行为边界,消除困扰国企改革多年的“道德风险”难题,以形成新时代的中国企业家精神,提升中央企业的内生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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